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二集《政治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坚决纠正在落实“两个维护”上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确保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部署、重大举措落到实处。

　　一个违规推动填海 一个对整改明拖暗顶

　　他们竟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私利

　　2017年7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点名批评并责令整改。然而直到2020年，经过先后三轮督察，凤凰岛二期项目整改工作却一直停滞不前。

　　调查发现，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舍不得放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个别人还与相关企业存在利益勾连，导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致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受到严重损害。

　　王勇，2008年至2014年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凤凰岛二期项目是在他任内启动修建的。

　　童道驰，2018年至2021年任三亚市委书记，在他任期内，中央整改要求迟迟得不到落实。

　　凤凰岛是一个人工填海造岛项目，一期完成填海工程后，附近海岸线就明显出现了沙滩退化现象，三亚市政府曾请专家团队调研，发现是凤凰岛一期项目造成水流变化，导致岸线侵蚀。到凤凰岛二期立项讨论时，不少干部因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曾任三亚市市长王勇：海洋部门提过不同意见，分管的副市长也提过不同意见，但是我还是坚持，发展是业绩，保护也是业绩，但是发展是显绩，保护是潜绩，所以我还是力推把二期能够批下来。

　　王勇没有如实向海南省海洋部门通报凤凰岛一期造成的生态问题，致使二期项目海域使用权顺利获批；又授意三亚市规划局违规出具选址规划意见，让项目得以通过立项审批；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特事特办、加快推进，使得凤凰岛二期项目于2014年4月启动，2016年主体填海完成。

　　2018年，童道驰被任命为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正值中央要求对凤凰岛进行整改之际，但他不按要求执行经评估论证的包括拆除凤凰岛连廊在内的组合方案，而是擅自拿出了一个仅采用“三亚河口清淤、拓宽河口”措施的替代方案，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积极向上级争取不拆除连廊，要“保留凤凰岛的完整性”。

　　2019年下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到海南督察，童道驰授意有关部门紧急制定拆除凤凰岛连廊的工作方案，但只是拿来敷衍应付，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同时授意继续申请实施替代方案。2019年12月，替代方案被省政府明确否定，童道驰仍然明拖暗顶，不作实质整改。

　　童道驰：凤凰岛这个事儿涉及违规填海，然后就是地产。企业的股东肯定想办法接近你，一旦放松一点点，这个利益集团侵蚀就非常厉害。

　　凤凰岛二期时间跨度长、投资金额大，整改拆除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去解决，也必然要触碰多方利益。作为市委书记，本应担当作为，童道驰却畏难情绪严重，想绕着困难走，不愿动真碰硬。

　　童道驰本来就打心底里不想整改，企业一拉拢腐蚀，更是彻底被私欲吞噬。结识相关企业股东之后，他迅速从接受对方安排的各种奢华享受，发展到进而收下贵重财物，到案发时，已累计收受相关股东两千多万元。

　　2020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点名批评凤凰岛项目“修复治理大打折扣”；2020年7月，生态环境部到凤凰岛调研督察，到这个时候，童道驰竟还在授意下属重点介绍替代方案。他的种种反常之举引起关注，2020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展开初核，11月1日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童道驰和王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1年10月法院宣判，王勇收受财物9047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2022年6月法院宣判，童道驰收受财物2.74亿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目前，凤凰岛二期项目全部拆除完成，环境修复工作也在展开。历经波折，这片碧海终于被还给了大自然，还给珊瑚和鱼群，留给子孙后代。

　　“我是抚州人民的罪人”

　　受贿上亿落马官员忏悔

　　肖毅，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曾任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

　　肖毅在任期间将位于抚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九木集团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奉为抚州市“数字经济”产业的一张“名片”，对外宣扬它是搞“大数据”“云计算”的高新科技公司。然而，肖毅其实明知该企业真正从事的是虚拟货币计算生产业务，俗称“挖矿”。

　　“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并带来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和电子垃圾生成，高耗能、高排放的同时，对解决就业、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度却很低。此外，虚拟货币也有可能成为一些非法交易逃避监管的工具，还有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然而，这样一家企业，却竟然得到了肖毅的包庇甚至力捧。

　　从2018年开始，国家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引导“挖矿”企业有序退出，之后进一步明令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肖毅对国家政策十分明了，却仍心怀侥幸，妄图瞒天过海，授意林庆星公司在有人来参观检查时，“表演”一些其他业务。

　　创世纪公司约有16万台“矿机”每天运行，从2017年到2020年，这一家公司的用电量就占到抚州全市用电总量的10%。为掩盖真实情况，肖毅授意有关部门虚构统计专报和调整用电分类。他还违规要求为该公司提供财政补贴，违规推动政府机关为该公司提供担保、贷款等融资支持达24亿余元人民币，帮助该公司在高新区新建了数据中心大楼。

　　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以“临川四梦”为代表作的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文化名人，抚州人形容自己的家乡是“一座有梦有戏的城市”。然而，肖毅主政抚州期间，做的却是自己虚幻的政绩梦，也因此才上演了支持“挖矿”企业的荒唐戏。而这样的戏，还不止这一出。

　　大乘汽车科技产业园是肖毅决策兴建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如今也是一片寂静，只剩下一名保安人员，看守着大量未完成的汽车。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晟：2017年上半年，肖毅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举债，盲目决策，投资30多亿元建成了相关的汽车产业园。但是因为他们生产的是传统的燃油车，本身品牌又没有什么竞争力，生产了几千台以后就停产了，造成投产即停产。

　　除了违纪问题，肖毅还被查出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工程承揽、项目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上亿元。2021年12月，其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月，以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提起公诉，法庭将择期审理。

　　肖毅：我是抚州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抚州人民。组织上委派我到抚州去当市委书记，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脱贫，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因为我扭曲的政绩观，把自己所谓的“政绩”摆到了人民的利益之前，所以才会这么蛮干、乱干，导致这么重大的损失。我要向抚州人民忏悔。

　　两个县级“一把手”互相关照对方弟弟

　　结成利益网开启长期“合作

　　甘肃省镇原县属于陕甘宁革命老区，是甘肃省最后一个脱贫的县。曾在这里多年担任“一把手”的李崇暄，2021年3月被甘肃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李崇暄，从2009年到2020年历任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县长、县委书记。他上任后主抓的首个重大工程，是新建镇原第二中学，这也成了他首个收受巨额贿赂的项目。请托他的人是另一个县级“一把手”，华池县县长张万福，他也于2017年被查处。

　　甘肃省镇原县委原书记李崇暄：张万福是镇原人，我正好到镇原当了县长，他到华池当县长，明确提出来要关照他弟弟进一步发展，然后说了一些具体的县里大的工程。

　　和李崇暄打过招呼后，张万福的弟弟很快就带着一个水果包装箱登门拜访李崇暄，里面不是水果，而是一百万元现金。

　　镇原二中项目仅仅是个开端，事实上，李崇暄和张万福商定了一个长远“合作”计划。李崇暄也有个弟弟，名叫李崇刚，也向哥哥提出想做点工程。于是李崇暄兄弟和张万福兄弟结成了一张特殊的利益网，两个“一把手”在各自辖区内相互“关照”，帮对方的弟弟承揽工程。双方你来我往，通过“异地交换”避人耳目。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县“一把手”互相照顾对方弟弟的事情，不久就传了出去，释放出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2009年到2013年是李崇暄收受贿赂的高峰期，当时镇原县河道治理、水利建设、安居工程、汽车客运站、城乡道路等多个政府投资类项目中，他都打招呼、下指令，强行干预，使得正常决策和招投标程序被架空。

　　2009年到2013年，李崇暄在全县强行连片推进苹果栽植项目，甚至一些地方迫使农民铲除小麦青苗改种苹果。轰轰烈烈大规模栽种后，没有后续跟踪管理和技术扶持，农户遭遇病虫害、技术不足、水源缺乏等种种困难，致使全县投资一千多万元栽下的八万多亩苹果树，砍的砍、烧的烧，如今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位于开边镇的农业示范园区，是另一个失败的“政绩工程”。2012年，李崇暄拍板选址在这里兴建这一项目，首先考虑的是方便上级领导检查。

　　在建设标准上，李崇暄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在公路沿线流转土地500亩，投入财政资金近1000万元，新建两百多座温室和钢架大棚。结果建成后，很少有人来承包经营，只能强压给镇政府和村委会接手维持，供上级检查。到如今，园区蒿草丛生，大部分设施破败闲置，好好的土地长年荒废，让当地农户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一把手”一旦蜕变成为“一霸手”，必然导致滥用权力，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已经被无数案例反复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把手”监督仍然是监督工作的难点，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把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强化责任追究，持续释放有责必问、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十四亿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而全体党员也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每个人的工作与奋斗，共同创造中国更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高校清理校级科研机构——去除冗余之后，科研组织管理怎样优化******

　　光明日报记者 杨飒

　　高校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主阵地。过去十年间，高校科技力量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校级科研机构成为高校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期不少高校却纷纷发布清理校级科研机构的通知，引发社会关注。清理校级科研机构释放出何种信号？学校应如何更好地管理校级科研机构？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2022年6月17日，在重庆大学的实验室，学生进行新型硅肥研究实验。新华社发

　　淘汰“僵尸”机构，减轻学校管理负担

　　近期，湖北大学发布《关于清理校级文科研究机构工作的通知》，称“为规范我校校级文科研究机构的管理，进一步提高文科研究机构科研水平……学校决定启动校级文科研究机构清理工作。”

　　稍早前，华南农业大学也在《关于开展校级科研机构优化调整和申报工作的通知》中表示，对学校“校级非实体科研机构进行整合优化调整和清理（含自然科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类）”。值得关注的是，在撤销一批不符合要求的非实体科研机构的同时，该校还明确，要新建一批聚焦前沿科学的非实体科研机构。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表示，清理校级科研机构的原因，应该从其成立目的、运作情况等方面分析。一般来说，成立科研机构大都是为了促进学术发展，推进科研成果产出，支持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等。成立初衷往往是积极的。“但据我了解，一些校级科研机构在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学校的实质性支持，严格说来属于‘三无机构’：无经费、无人员、无办公场所，即学校不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需要个人去申请纵向或横向科研经费；除了带头人外，没有编制，所以无固定人员，全都是兼职；因为无行政规划，也难以配套专门的办公室或实验室等。此类现象，在文科类科研机构中比较普遍。当然，也有一些科研机构，可能从学校某个部门或者机构负责人所在学院获得少量的经费支持，但大都不长久，很难维持一个科研机构的正常运转。”

　　郭英剑补充道，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一些高校所清理的科研机构，大都处于停运、负责人退休状态等等。因此，应该属于正常的清理范围。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也认为，清理校级科研机构主要是把名存实亡的“僵尸”机构淘汰掉，减轻学校的管理负担。“校级科研机构从建立到发展，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的逐渐被淘汰走向消亡，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张端鸿认为，校级科研机构的优胜劣汰是高校优化科研组织管理的必然过程。一些校级科研机构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逐渐被淘汰了；也有一些校级科研机构建立以来只是一个空转的平台，客观上需要清理。建立常态化的校级科研组织动态管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意味着高校更加重视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

　　2021年6月11日，中国农大河北省鸡泽县综合试验站小麦试验田中，师生们在田间采集数据。金书怀摄/光明图片

　　校级科研机构获批不易，但管理考核标准不完善

　　清华大学科研院丁帆等学者曾梳理了清华大学校级科研机构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学校自主批建科研机构和联合科研机构（学校以协议形式与校外独立法人单位联合建立的科研机构）。其中，自主批建科研机构分为部委委托学校建立、根据学校战略发展部署建立、学校顶层规划布局建立、学校为筹备政府批建科研机构建立四类。联合科研机构则包括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或国（境）外企业合作建立，与国（境）外大学、研究机构或组织合作建立两类。

　　丁帆等学者认为，校级科研机构的出现为高校构建了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平台，开辟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途径，也为高校提高科研能力及实现协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道路。

　　那么，高校校级科研机构的建立和清理是否有相关规章制度可参考？

　　张端鸿指出，除了省部级平台、国家级平台有相应层面的管理机制外，一般性的校级科研机构均归属学校内部科研管理，其成立和清理主要依据学校科研机构管理办法。按照通例，高校层面会出台校级科研机构管理条例或者办法，由学校科研部门、机构或组织人事管理部门负责审核，重要的校级科研机构需要通过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郭英剑介绍，对于少数获得学校经费支持的科研机构，高校一般都有考核指标；但是，对于那些“三无机构”，高校通常并没有具体考核指标，所以，机构负责人的成果，一般都被认为是科研机构的成果，以此作为机构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依据。当然，具体的管理，各校有不同的方式，但大都归科研处管理。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不少高校均出台了科研机构管理办法，不仅有设立要求，更有管理与考评指标。

　　例如《上海师范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修订）》中提出的申报标准之一是“申报科学研究机构必须以学校相关学科为支撑，有明确的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研究方向，以及相对稳定的建设规划。”而在“管理与考评”中明确规定，“校级科学研究机构建设周期为四年。自批复日期起，四年建设周期结束，通过相关绩效考核可进入下一轮建设周期。绩效考核的对象为原科学研究机构的全体成员。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科学研究机构，由主管部门报请主管校长批准后撤销”。

　　张端鸿表示，校级科研机构是依托院系等教学科研组织建立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研平台，也有少部分是完全独立于院系的。跟院系内设的科研机构相比，校级科研机构或者其负责人一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研水平和影响力，才能在学校层面获得审批。校级科研机构以学校层级的名义面向社会各界拓展科研合作。而涌现一批活跃的校级科研机构，有助于高校科研整体活力和实力的提升。“校级科研机构管理比较灵活，有助于形成较强的科研资源吸纳能力。很多校级科研机构具有成长性，有些省部级平台、国家级平台也是从校级科研机构成长起来的。”

　　郭英剑认为，校级科研机构要想运转良好，就必须认真对待。“现在的情况是，申请成立获批不易，但成立之后，管理相对放松，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2021年6月26日，在江苏泗洪经济开发区新科技实验室内，党员工程师带领科研团队开展研发工作。耿怀军摄/光明图片

　　清理机构的同时，更应多扶持有潜力的科研机构

　　丁帆等学者曾在《设立校级科研机构的必要性探讨》一文中指出，校级科研机构的建立有助于发展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对高校学科建设及声誉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文章表示，成立校级科研机构可聚集多方资源，突破传统学科束缚，通过集中科研力量，避免人力、物力和科研资源的隐性浪费，控制科研成本，降低科研工作重复率，提高科研成果产出率，拓展科研思路及方法，发展优势学科、开拓新兴学科，扩大高校的科研与学术影响力。

　　那么，校级科研机构建立后，如何才能保证其长效运转？

　　郭英剑认为，首先需要学校投入，并认真加以管理。“既然批准机构成立，就应该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为机构运转提供必要的支持。相比于为科研机构提供充足编制、供给办公场所，给予一定科研经费支持虽然也有难度，但存在较大可能性。当然，如果成立该科研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以此为学校争取额外的科研经费，那另当别论。有了经费，即使没有固定人员，也可以临时聘请工作人员，或者按照科研项目要求聘请人员，会议室、实验场所等空间也都可以自行租用，机构也就可以迈开正常运转的第一步了。”

　　张端鸿指出，校级科研机构有效运行的关键是人，机构成立后，核心成员是不是继续在这个平台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关键。高校应当对校级科研机构建立动态监测和管理机制，着力培育一批充满活力、具有影响力的校级科研机构。“我认为，清理校级科研机构不应只把关注点放在‘淘汰后进’上，更要发现并扶持有潜力的科研机构乃至院系内设科研机构，同时不断优化管理。”

　　郭英剑表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今天的文科科研机构比过去具有更大的作用与价值。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可以不局限于学院较为单一的专业设置、学术资源，通过科研机构的形式，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员组织在一起，从而进行学科中各专业与其他专业的重组，形成文理交叉。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教师开展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达到扩展知识和创新思维的目的。”

　　他认为，如果建设得较为成功，校级科研机构完全可以在新文科背景下，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对于文科而言，已经到了科研机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用整顿清理的时机，对其中的‘潜力股’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让其在新文科背景下发挥文理交叉与融合的时代作用。这比一味清理、淘汰，意义要大得多。”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4版）